现在，唐娜·托马斯，一个常驻巴黎的时尚记者，率先对这架商业机器提出尖锐的质疑。她在著作《奢侈如何失去光泽》中认为，时尚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流水线生产势必以牺牲工艺的昂贵成本为代价。手工作坊精心定制的奢侈品与如今批量生产的时尚根本就是两回事，但资本家通过一整套严密的媒体推广，利用人们追逐身份的意识，放大了品牌的成本与效益。

　　1957年克里斯汀·迪奥在接受《时代》周刊访问时，曾以艺术家的口吻，将时尚这门学问形容为“人类对抗庸俗的最后庇护所”，“在这个重视常规与统一的机械时代，时尚自我且独一无二。即使是最骇人听闻的创新也应该被坦然接受，因为它们保护我们免于粗制滥造与单调乏味，为了对抗阴郁，时尚一定得被小心捍卫”。

　　但现在，唐娜·托马斯提出“时尚逃兵”的概念，希望消费者更加理性地看待时尚。这样的声音其实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许多次，100年前，齐美尔就提出，个体只有通过与物化现实保持距离，才能实现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审美超越。

　　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，新时尚通常是那些“失去社会地位的分子”引入的，时尚经常源自反主流文化的成员当中。反主流文化是一场自觉的运动，它既反对传统价值和既定的观念，也反对市场意识形态。它提出个体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，并且对个性、创造力、快感赋予了特别的价值。从文化历史上看，这是又一次浪漫主义运动。

　　如今，中国的“经典国货”从各种渠道隐秘地流行起来，有人酷爱回力球鞋，有人酷爱梅花运动衣，有人收藏60年代的工业品，有人开小店叫“失物招领”。它们也都保留着60年代的烙印。中国的60年代设计在被重新发现其价值，巴黎的老作坊和复古设计，也在以新的面貌被再次纳入时尚体系，这些或许都与唐娜·托马斯的“时尚逃兵”立场建立了微妙的关系。但我们在观察这一潮流时，发现时尚产业在这几十年中的流转也许更发人深省——唐娜·托马斯说，时尚品牌经过大牌设计师的设计，经过中国加工制造，回到欧洲变成时尚产品，再销售到中国，价格起码提高了10倍。而我们所考察到的一双飞跃球鞋或者一件梅花运动服，也只有从中国到欧洲，被法国或者意大利包装后，价格才能提高几十倍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中国60年代的设计，许多本身就来自对欧洲四五十年代设计的模仿。

　　这个饶有趣味的过程，恰是我们通过反思全球化，寻找其中位置的一个特别有价值的坐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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